新冠病毒统治的世界，信任危机才是人类最大的敌人
张晓晖
从动物到人类，从群居生活到部落的建立，其前提就是他们开始学会拥抱信任。
信任是个古老的话题，从大地混沌到民智初开，从动物开始进化到具备本能的能力时，就有了信任的存在，有了信任的存在，才有了社群和社会。从洞穴到部落，从部落到国家，从国家到国家，伴生的都是在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稳定这一切都需要信任的存在。
现在，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将全球一体化的现代文明社会瞬间推进了高风险社会，并由此引发了系列的信任危机。
假若其他国家对中国拥有足够多的信任，对中国的防疫经验给予足够的重视，能够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与交流防控经验，做出合理的预判，今天的美国、意大利等国就不可能陷入病毒爆发、到局面一度失控的历史覆辙。
疫情的失控，就像一面镜子，在高风险社会来临时，照出了人们的信任危机。
01.比病毒更可怕的不是病毒本身，而是信任的危机
我们先尝试分析比人类低级的动物群体，它们在面对竞争与生死存亡这类风险时会选择什么方式来进行社会活动。
以BBC纪实镜头下，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狮群、鬣狗、狐狸和秃鹫这类掠食性动物为例。在食物相对匮乏时，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狮群和鬣狗为了食物往往会厮杀得你死我活，但是一场大火过后，在一只大得足够附近的动物吃上三天三夜的大象尸体面前，这些地上跑的、天上飞的、平素水火不容的动物们竟然能够和平共处，悠然自得地分享这顿大餐。
从动物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食物充足没有被饿死的无风险时期，处于食物链上下端的动物，一改猎取与被猎取的关系，可以彼此信任地共享食物、和平共处，而一旦食物匮乏，自己被饿死、种群锐减的风险加大时，和平局面迅速被打破，立刻陷入信任的危机，再次相恨相杀。
不单无理性思维的动物如此，即便高智慧的人类，也会犯下类似的错误。
比如14世纪爆发的欧洲黑死病大瘟疫，在前后不过6年的时间内，造成了近3000万各个阶层人士的死亡。在黑死病流行与爆发期间，维持着欧洲各国正常运转的社会机构相继沦陷，奸邪之徒趁机作乱，普通民众也参与其间，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
在欧洲的黑死病肆虐期间，至少爆发了两场信任危机：
一是基督教的信任危机。基督教徒宣传瘟疫是上帝的惩罚这一观点，遭受了其他团体的挑战并让民众普遍产生了不信任感，导致了社会上各种欺骗的言论广泛传播，往日在基督教参与管理下相对平衡的社会秩序被打破，绝望的人们陷入了更大的混乱无序当中。
二是犹太人信任危机。黑死病期间，人们将犹太人诬陷成瘟疫的投毒人，引发了迫害犹太人的狂热浪潮，烧死和杀死了无数的犹太人，到黑死病结束时，整个欧洲难觅犹太人的踪迹。
为什么一场信任危机会转化成对一个人种的大屠杀？针对这一历史现象，后来的研究者曾有过专门的研究，指出，“破坏信任的冲动足以使人失去人性，使信任的对象具体化，使它从人的特质——个体性、同一性、尊严、自制——中被清除掉”。所以，在信任危机发生时，迫害者认为对被迫害者实施残忍的、大规模的灭绝不存在禁忌。
假设信任足够多地存在于欧洲14世纪大瘟疫下的社会当中，人们就会积极地去寻找科学防疫的方法，就会有着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机构能够稳定人心，民众能够信任管理机构，欧洲的黑死病至少没有今天的历史所纪记录的那么惨烈，犹太人也不至于到了被屠杀殆尽的境地。
在瘟疫这类灾难面前，病毒本身倒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失控的人心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普遍爆发的信任危机。
02.高风险社会与信任危机的产生
显然，信任危机的产生往往对应的是一个高风险社会。
在草原上，狮子与众多掠食动物之间，对食物的争夺就是对生存权的争夺，所以它们之间存在着最多的可能就是相互厮杀；
灾难来临时，谣言四起，民众心理陡增的是恐慌与无助，信任感普遍被降低；
灾难来临时，人们普遍的自保心理，充分揭露了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极端情况下会出现失控的犯罪行为；
上述表现都属信任危机。相比一个复杂的社会，即便是两个互有关联的个体，在面对高风险的时刻，也极易发生信任危机。
比如囚徒困境实验，它的结论是许多国家中“认罪减刑”被禁止的原因之一。囚徒困境的结论是：“如果有两个嫌疑人，其中一人犯罪而另外一人是无辜的，犯罪者会为了减刑坦白一切甚至冤枉清白者（我们在这里可以认定为二人之间信任危机的发生）”。
以疫情中亚洲的口罩、欧洲的卫生纸、美国的枪支被抢购等事件为例，也能充分地证明高风险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危机的极易发生。
在疫情初期，口罩被疯抢，其背后的真实原因不是抢口罩的人消耗得了那么多，而是害怕别人抢得更多自己再也买不到的担忧，抢口罩的行为是基于这种互不信任的心理。
口罩被疯抢一空，最后出现的局面是多数人没有口罩，一部分拥有很多口罩，这样的结果对整体防疫局面并不有利；如果每人自觉地限购5个口罩，最终的情况是更多的人拥有口罩，结果是对防疫局面更为有利。
到后来的欧洲抢购卫生纸，美国抢购枪支，其理与囤购口罩同属信任危机的发生。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枪支被抢购的背后，让人想起了2005年新奥尔良一场飓风袭击之后的灾难性画面。在受灾的72小时之内，由于灾民没有得到有效的救助，自8月30日起，灾民纷纷走上街头，抢夺商店的水和食物，流氓们四处打劫，并爆发了街头的枪战，在灾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信任，在那一刻瞬间崩塌。
在疫情中的意大利和英国，也出现了一群不戴口罩的人对戴口罩的人进行殴打和攻击。其中，特别针对亚裔人种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攻击者认为，病毒就是从亚洲某国带来的，然而，被攻击者近期根本没有离开过意大利，且已经在意大利生活了多年。
这就是高风险社会与信任危机的发生。
03.信任的重要性
假设人类失去了所有的、彼此之间的信任，并放任到极端地步，那么，文明的脚步就会戛然而止。
史蒂芬·霍金曾在2010年提出了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的观点。霍金抛出这一观点时，提及了古巴的导弹危机、人类的ZZ争斗以及人类无限掠夺的本性。霍金认为，“由于人类基因中携带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人类对于地球的掠夺日盛，资源正在一点点耗尽”。
从霍金的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给人类带来危机的，正式人类自身，人类基因中的“自私、贪婪的遗传密码”，正是触发信任危机根源和本质。
在文化多元的语境下，如果我们认识到信任危机的发生是不分文化种类，只关乎人性的话，我们的管理者在建立信任感方面就会更加有的放矢。
比如，在意大利提供更多的口罩，在2005年美国的新奥尔良飓风灾难之后，更加及时地输送救灾物资，局面会更加令人欣慰。
反观来看，灾难发生时，为什么打砸和抢劫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有典型价值。
尽管中国也发生了囤积口罩等物资这样的信任危机，但这种危机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横向不信任，也就是我不信你你不信我，于是大家都多抢点囤积起来。而更重要的，人们对于纵向的社会管理机构却给予了极大的信任：除了少数防疫物资缺乏，生活的必须品却敞开着供应，社会有序地在运转，在安全有序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自然也相信口罩之类的物资终究会敞开地供应。
一切可控，危机就没有根基，信任也就自然地产生。
这场疫情危机，对中国来说，更多地是从“危”转变成“机”。通过这一次疫情的考验，不仅进一步增强了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感知，加大对风险管控等领域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系统性、规范性，上下一体化的大国风范，这一点是西方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张晓晖，澳门世界报执行总编）
